衢州透镜厂家排名前十(装led透镜惨痛教训)

活动现场花絮 © 观点views

特约嘉宾

孟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本原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观点嘉宾（按姓式拼音排序）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鲁安东：深双2022总策展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童明：东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梓耘斋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王子耕：深双2022总策展人/PILLS工作室创始人/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吴轩：gad杰地设计集团设计总监

张佳晶：高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今天的主题是“未来社区与日常生活”，我觉得未来社区并不限于住宅，可以是更广义、多元、混合的承载生活的空间。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更多分享的是我们参与的住区项目。

我想从“北京2050”开始。这是十几年前我们针对老北京胡同四合院更新做的概念设计。这个设计中包含了我对“什么是社区”的思考：一方面，社区应满足当代生活的基本功能需求；另一方面，建筑作为艺术需要承载一些文化意义。

我们的设计是在四合院中放了很多抽象的小泡泡，一方面作为缺失功能空间的补充，比如卫生间、厨房、工作室等；另一方面，我觉得在北京的传统文化中做设计，需要一种更开放的、代表个人的姿态；以反射材质作为外立面的泡泡，不仅可以在环境中消隐建筑的物质形体，也得以让建筑保持自我的存在，与历史拉开距离的同时，也在社区持续生长的过程中，反应历史的多元性与层叠性。

北京2050 © MAD

这是第一个落地的胡同泡泡，业主说他需要一个卫生间，也很喜欢泡泡，便有了这个项目。几年前，我们在前门的四合院儿也做了一组泡泡，作为工作、会客等功能。我希望这些泡泡是一个起点，以后老北京的胡同里会逐渐增加更多的、不同的泡泡。

胡同泡泡32号 © MAD

前门胡同泡泡 © 田方方

我们也参与了一些海外住区项目的实践，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和城市情况非常不同，这也带来了实践的差异，但我对社区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这是洛杉矶比弗利山丘庭院。这个城市中多是私人用地，项目周边已建成的都是小规模的独立住宅，这种独立性构成的丰富性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的项目虽是一个集合住宅，但规模也不大，从城市尺度来看仍是一个独立个体。

山丘庭院城市鸟瞰 © Darren Bradley

比弗利山丘庭院一共五层，为了消解中尺度建筑在城市中的视觉体量，与周边的建筑环境更加融合，我们结合功能布局将建筑的外立面“分解”成三段：一层是社区入口和公共商业空间，更强调界面的开放性，与城市积极互动的同时获得更大商业价值；二、三层完整、连续的住宅外立面，设计在外墙上覆盖绿植，就像悬浮在空中的小山丘；四、五层则将建筑体量“打碎”，让它们看起来宛若散落在山坡上的小村庄。

建筑的城市立面 © Nic Lehoux

我们也通过空间的方式引导人的建筑体验。从城市进入社区要先经过光线幽暗、氛围安静的内院，提示人从城市公共环境进入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但到了二层，空间便豁然开阔、明亮，这里是我们营造的社区共享花园，每户的阳台都面朝内院，人与人会在这个空间中发生互视与互动。共享花园的布局带着我们的社区理想：一个相对私密的组团中也有公共性以促进更好的邻里交往与情感互动。但对于美国这个极其强调私人与公共边界的社会来说，这种模糊的公私边界是否能被接受成为巨大的挑战。

山丘庭院空间布局 © Nic Lehoux

从底层到二层的空间转换 © Nic Lehoux

果然，房子很不好卖（笑），当然跟疫情也有些关系。但业主很机智，他把销售转为租赁，于是社区一下子就住满了。大概因为产权不是私有的，所以租户有更开放的生活心态，不仅喜欢并使用共享花园，还会经常在其中办一些小活动，有时周边的居民也会参与……于是促生了一个有趣、有活力的小社区。

内向的花园空间 © Nic Lehoux

UNIC巴黎公寓也是社会住宅。项目场地是巴黎之前申奥的场地，紧邻马丁·路德·金公园（Martin Luther King Park）和老城区，占据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地势较高且视野开阔。政府想把这块地作为“社区融合”的实验地，他们觉得城市是属于所有人的，大家可以共享生活，而不应设置很多障碍或分区让不同种族、收入的人群发生割裂；但现实是若以商业开发的模式建设用地必然无法实现这种平等混居的社区理想。于是政府对用地进行了街区规划，并将街区分成若干地块，每个地块包含一栋商品住宅和一栋社会住宅，两栋楼在底层通过裙房连接，这种强势的建筑方式迫使不同人群生活在一起。

UNIC巴黎公寓 © MAD

UNIC公园视角 © Jared Chulski

为了保持城市风貌的多样性，政府将不同地块分包给不同的开发商与建筑师，比如与我们一组的商品房设计团队是巴黎的Accueil-Biecher Architectes，我们的设计结果截然不同，体现了不同的设计理念。鉴于项目高地势、毗邻公园的场地特征，我们更强调使用者与自然的互动，所以设计了很多室外平台；我们也关注空间促进人交往的发生，为了增加交往的发生，我们在裙房中地铁站的设计中，并未让地铁出口与街区商业直接相连，而是引导人流到街道后再沿街步行。

UNIC与商品房（左） © Jared Chulski

住区街区视角 © Jared Chulski

这个项目与国内实践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上有很大差别：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也不是纯粹的自下而上。一方面，“混居”的社会理想只能通过政府在规划层面推进；另一方面，设计的过程和呈现成果又是多方合力下的结果：设计开始前约一年时间，社区居民、哲学家、社会学家、规划学家、建筑师等便会通过周期性讨论会的形式，共同参与设计方向、规则等制定；设计完成后，所有人又会共同讨论并提出设计修改建议。

多次方案讨论 © MAD

垂直峡谷是我们在美国丹佛为年轻人设计的公寓，目前正在建造。

从城市角度观察，可以看到项目的周边用地都被边界规整、明确地划分，而建筑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也简单地将用地占满，这个区域并没有更公共的空间存在。所以我们将公共空间的设计转而内向：在楼中间做了一个跨越10层、形似峡谷的“裂缝”，把休憩平台、步道、健身房、花园等公共功能布置其中，形成一个兼有形式与自然生态的绿色峡谷。

垂直峡谷城市鸟瞰（效果图） © MAD

虽然“裂缝”的形式更多是我个人的艺术表达，但这个空间的核心是我对美国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现代建筑呈现的过于规整、冷漠的秩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漠视的反思和叛逆。

峡谷裂缝（效果图） © MAD

我们在北京也参与了一个社会住宅项目——百子湾。相较于国外的社会住宅实践，百子湾的规模大很多：有4000户住户。混合了北京最复杂、复合的人群结构。

设计之前我们参观过很多国内的社会住宅，有一个感受是：很难在社区中体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融合感。我觉得好的住宅，不只是一个提供安全的房子，还应该有一定社会性：让居住者觉得自己跟城市、社会是紧密相连的，而非被孤立、抛弃的。

百子湾 © blackstation

中国社区跟城市之间往往有一道围墙，生硬而明确地分割了城市与社区。拆掉围墙把社区打开，在社区中引入部分城市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这样的社区设计，在西方并不稀奇，但在中国却充满挑战而有意义。做一个与城市融合的共享、开放的社区，便成为百子湾的设计目标。

我们用若干“城市街道”将社区分成若干块，街边布置公共功能空间——商业、养老、医疗、社区服务……我们为这些公共空间设计的面积远多于指标需求，因为我们设想这“多出来”的面积将来或许能以更低廉甚至免费的方式租赁或借给社区及社区周边居民和机构使用，并通过商业共享的方式强化社区与城市的互动。当然，“超标”也遇到过一些阻力，但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业主。这是社区开业的第一个超市，街角便开始变得有意思。

第一家商铺与底层商业氛围 © 朱雨蒙

我们在将底层被作为城市空间开放的同时，在二层用“连桥”将不同地块和建筑进行连接。连桥空间同时被作为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使用，我们在其中布置公园、绿地、步道、幼儿园等功能。“街道”属于城市，“连桥”属于社区，两者共同形成了“下城市、上社区”，既开放又安全的立体社区公共空间。

街道与连桥 © 朱雨蒙（左）/田方方

不同于文化类项目，我们并没有去强调这个设计的艺术性，但我觉得艺术有增强、改变人对世界、环境和他者感知的能力，所以也尝试在形式上有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特点。结合日照规则等，我们以“Y”作为原型构建了一个空间层次更丰富、尺度更多样的宜人社区。

Y型建筑形式及其生成的公共空间 © 夏至

公共空间活动 © CreatAR Images（上）/ 存在建筑

但我们的设计关注点也遇到过不少质疑。有人认为居民更关心和关注私有的户内空间——那些直接的既得利益，公共空间做得再好他们也不关心；但我想即便是社恐，如果出门时空无一人，毫无生活的气息，应该也会觉得挺恐怖的（笑）。设计中，物管方曾希望我们把公区的玻璃门都换成铁门，也不要用白墙，他们说这儿的人开门都是用脚的（笑）……但作为建筑师，我觉得公共空间的真实意义不是发生对话式的交往，而是为生活的发生和感受生活提供场所；以及，我相信当你用心做设计时，使用者一定能感受到并共同爱护这个建筑……

公共空间活动 © CreatAR Images（左）/ 田方方

我觉得，物质上的满足是没有上限的，只有那些通过城市、建筑获得或感受到的平等、自由与尊重，才能让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感和精神上的自由，这也是建筑空间的力量所在。所以我认为：公共性，社会性，人与自然、城市的关系……都是未来社区营造需要思考的重要部分。

今天的主题是“未来社区与日常生活”，我觉得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谈很有挑战性。讨论未来前我们应该先了解现在。

这是我长期工作的城市上海。从城市地图中可以看到：从1980年到2020年间，这个城市已经从一个“点”长成了一个“面”。前一段庄慎老师提到，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建筑增量大概已经到了660亿。这个数字很惊人，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七普”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家庭户住房建筑面积总量已超过500亿㎡，人均居住面积比1978年增加了30.2㎡。这意味着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们已经建造了比实际需要或者说我们有能力供养的建筑要多得多的总量。那么，未来建筑的发展空间在哪里？这或许也是很多建筑师所困惑与焦虑的。受庄慎老师启发，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转变对未来建筑的思考方向——不是再创造500亿㎡新建筑，而是对已有的500亿㎡建筑进行“再创造”。

上海1980（左）/上海2020城市地图 图源网络

我非常认同马岩松老师说的：社区不等同于住宅。我觉得社区的核心是生活，在“再创造”的语境下如何重新梳理、再利用既有的物质与空间要素，提升既有平庸的、陈旧的，甚至有些衰败的日常生活环境，让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是“未来社区”的一个营造方向，这种营造需要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其中会有很多挑战，但建筑师也大有可为。于是，未来社区与日常生活看似存在于两个不同时空的概念在“再创造”中产生了交集。

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很多上海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比如贵州西里弄微更新、延庆路37号改造、浦东金桥镇佳虹花园改造、浦东新区昌里园改造等。这些项目的设计空间和资源条件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往往会采用细微的、节点式的设计方法，但实现“四两拨千斤”的环境提升效果。这些项目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以建筑师的视角观察空间问题，也会与社区居民密切沟通，以充分地了解居住者的诉求，这不仅积累了我们对现实的真切了解，也得以让设计更契合地解决问题。

贵州西里弄微更新 © 刘松恺

延庆路37号 © 梓耘斋建筑

浦东金桥镇佳虹花园改造 © 梓耘斋建筑

昌里原鸟瞰 & 局部空间 © 梓耘斋建筑

2019年，我被聘为上海市徐汇区的社区规划师，便有了参与更大规模区域规划和设计的机会。这是徐汇区的区域发展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区域扩张式的发展，整个区域已被高密度建筑物充满，而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空间问题。现在的城市空间就像一个身患病疾的老人，需要诊疗和救治，但它既无法重返青春也无力承受大手术，所以只能采用更为智巧的方式。

徐汇区区域发展地图 © 梓耘斋建筑

我们选用“针灸”的方式对整个区域进行结构性的梳理，并选取重要节点先行改造。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即时性地提升社区生活环境，它们也将连点成线、由线及面，最终形成一个协调共生的完整区域规划，以形成更大的空间能效。3年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我们只能先在其中的一个小片区——华富社区——把关于区域改造的部分概念和设计落地，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

公共空间网络结构的重整 © 梓耘斋建筑

这是一片建成30多年的成熟生活区，所以生活、物资配套齐全完善，但沪闵高架、上海地铁三号线等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在此交错，导致这个区域被切分，因而发生断裂，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的商业和生活氛围。其实日本东京也有大量类似的空间，而且东京的城市建筑密度、轨道数量远超上海，但这些空间并不消极，而是成为积极、有活力的生活场域。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把人流最大的地铁站、地铁沿线作为支撑和活化社区生活的空间节点呢？

中国高架桥下/日本高架桥下 © 梓耘斋建筑/图源网络

顺着这个概念，结合区域的现实情况，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可落地性研究与设计。我们在地铁和高架桥沿线规划了十几个改造节点，我们认为这些区域空间大致存在几类问题：连续隔离绿化带导致的区域割裂；闲置空间造成的空间浪费及对公共空间的占用；封闭、内塞区域中连接性通道的堵塞、断裂……在看到这些平时不被关注的、闲置的空间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存在着可被利用的巨大空间潜能，如何合理地重审、优化、利用这些空间，成为“再创造”的重要思考切入及目标。

富华社区原状 © 梓耘斋建筑

富华社区改造后 © 梓耘斋建筑

当问题变得具体，我们的工作也变得具体、明确而有针对性。以华富社区为例，它很典型地反映了绝大多数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绿化、活动、停车等生活空间短缺，各种功能空间无序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每天上下班时间，小区就变得拥堵而紊乱。这个设计中，我们通过调整抽象概念红线范围的策略，把项目红线空间退到小花园后，把这个闭塞且不可用的空间也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把短缺的公共活动空间布置其中。为了让场所既满足活动的安全性，又体现小区的归属感；既服务社区，又对城市开放……设计便需要考虑围合与开放的平衡。最终，我们用空间高差的营造等设计手法实现了空间目的。这个项目没有太多实际需要建造的内容，只是通过一个小花园在功能和空间上的调整，就让原本瓦解、分化的小环境逐渐产生了聚合效应。

小花园空间原状 © 梓耘斋建筑

高架桥下空间改造后 © 四月

这是另一种典型空间：高架桥下有连续的隔离绿化带，桥边有很多原本为铁路运输服务的仓库，仓库多被闲置，仓库区外还搭建了连续的院墙，简单粗暴地分界了城市和仓库区，并占据了公共通道，通道空间变得狭窄、杂乱。对此，我们的策略是把“隔离”变为“使用”，“分隔”变为“互通”，并对闲置空间进行功能与形式上的变更。设计首先拆除了院墙，让仓库区、通道与隔离绿化带在空间上贯通，并将其共同作为可用的公共空间统筹设计。在梳理通道空间的同时，利用对仓库区与绿化带的再设计，有节奏地布局可停驻的公共空间节点，在库房中置入商业、便民服务等功能，并强调库房沿街面的开放性。几个微小的拆、改动作后，原本消极的通道空间变得宽整、舒适而开放，这片空间不仅作为城市通道、社区入口，也成为社区和城市共享的生活空间，让一个老社区有了新气象和新感受。

高架桥下空间原状 © 梓耘斋建筑

高架桥下空间改造后 © 四月

这是高架桥下另一侧的典型通道空间状态：因缺乏规划，机动车、自行车、行人都在争夺有限的场地，让局促的通道变得更拥挤、无序、混乱和不安全。对此，我们先对场地结构进行了重新梳理，合理地规划了人行道、车行道，让不同使用者都可以获得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我们还利用路边墙面种植垂直绿化，我希望且相信绿植的生命力会给这个冷淡、狭长的通道带来新的生机和气质。

通道空间原状 © 梓耘斋建筑

通道空间改造后 © 四月

刚才分享的几个项目都没有很大的建设量，也没有因触碰红线而损害他者的利益，更没有违规违章；它们只是把微小的节点更新与更大规模、尺度的空间规划整合在一起，但也实现了“大改变”。我觉得这恰是建筑学的潜能所在：通过设计改变原本僵化的机制，让一个看起来没什么可作为甚至消极的空间活起来，成为一个生活便利、活动丰富的积极场域。

我想借Henry Lefebvre的话作为本次分享的结尾：“Space is not a Product , City is an Oeuvre.”或许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们一直把建筑视为产品或商品，但生活并非如此，生活也并不等同于建筑。

我是个喜欢研发先行的建筑师，所以我们工作室的工作主要有两条线：实践与研究。从2002年到2021年，我们做了很多住宅研究统称“聊宅志异”；2021年，我觉得上一阶段的住宅研究已经完成了，需要一些新的内容，所以将之后的住宅研究称为“后聊宅志异”。

“后聊宅”的第一个研究就是“向马岩松学习”。百子湾刚建成时非常火，当时有很多建筑师在朋友圈艾特我，我很困惑，他们说自己对百子湾颇有质疑，而我做过很多社会住宅，觉得我该有资格“批评”这个设计。我觉得这或许是人设问题，马岩松的人设做关怀社会的设计会让人觉得有些跳脱，就像住宅外的其他类型的设计我也做得很好，但就是没人找我（笑）。

我对设计的判断不会简单地基于设计结果，我认为在相同的规则下自己做一遍才能客观评价。恰巧我认识mad的员工，拿到了当时的任务书。每个设计师的设计切入并不相同，显然马岩松有理想情怀，而我会从数据入手。百子湾的设计参数非常大：容积率3.5，住户4000。我也研究了北京住宅规范，规范中对日照、楼栋间距的控制，以及不鼓励设计塔楼等规则，都客观限制了设计方向并会导向某类明确的设计结果。

百子湾鸟瞰 © 存在建筑

北京住宅规范分析（左）/设计解决策略 © 高目

这个设计我该如何做？百子湾是上下分层的立体城市结构，我们在上海实践的社会住宅多是内外分界的街区结构，那是否可以用内外分界的街区结构实现一个跟原方案完全不同的百子湾便成了这次设计研究的方向。我带着2个实习生用2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次设计研究，通过楼板退让、形式切削等设计手段，非常费力地做了一个半封闭的、组团式的、连续界面很长的街区设计。对这个结果，我们都感到非常勉强（笑），以及其中还有1%的bug并没有解决，所以百子湾的现实设计难度其实非常大。

街区结构的百子湾 © 高目

街区情境 © 高目

我发文记录了这次过程，之后我才与马岩松正式认识，并在龙南佳苑第一次见面。

2012年设计、2017年建成的龙南佳苑是高目的重要作品，是“聊宅志异”在现实中的呈现。龙南佳苑的设计背景跟百子湾有些相似：都是基于某位政府官员对建筑师的绝对信任，让建筑师在设计中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全权完成了任务书、商业策划的规则制定以及建筑设计的全过程，所以龙南佳苑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设计。但对于一个全新的、未经市场检验的住宅产品，我觉得它一定存在某些问题，所以后评估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便安排团队小伙伴儿在其中住了两年半。

龙南佳苑鸟瞰 © 何威

龙南佳苑的住户多是西岸码农，所以生活规律相对一致：8点上班，10点熄灯。社区内租用35㎡的多是单身，50-60㎡的多是三口之家，外加1-2个老人，所以有住户吐槽户型不够5个人住（笑）。虽然有点“无辜”，但这样的居住结构也让我对户型、生活环境的设计有所反思。

社区的现实使用与设计理想并不完全一致，居住体验也褒贬不一。其中5号楼被骂得最凶（笑），5号楼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我们为了在限定指标下获得更多使用体积设计了2.8m+2m+2.8m的错层空间，并用了更薄的分户墙而导致的隔音、漏水等问题；屋顶花园我们预想作为日常活动和晾晒空间，但物管方出于安全和管理成本考虑并未开放，于是二层露天长廊成了晾晒空间；设计时我曾犹豫过公共空间是以硬质铺地作为广场还是以绿化为主，看到疫情期间社区年轻人在广场上活动，我很庆幸当时的空间选择；架空层的使用最让我欣喜，留白的弹性空间被改造成了自习室，弥补了小户型缺乏工作、学习空间的不足。

疫情期间广场使用 © 高目

对龙南佳苑的后评估一直在持续，我最近有个重新设计龙南佳苑的计划：当知道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如何设计？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提升设计的容错率。因为建筑师不能将设计结果预设在同时拥有完美的甲方、施工方和使用者上。

2012年我们还设计了徐汇滨江人才公寓，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二期方案刚报批。项目在中心城区，所以规范严苛得“令人发指”。跟龙南佳苑设计完全自由，但产生很多现实问题不同，这个项目的业主与我良好互动但并不完全由着我，这让设计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二期设计前，业主做了一份详尽的市场调研，我们基于调研结果兴奋地研发了很多新的住宅产品，但对于一个600户的社区并不需要过多类型的产品，于是业主去网易、腾讯等对未来的使用者进行再调研，以确定最终的两款产品，其中的2.8m+2.18m层高的跃层小户型是我们的首创。

徐汇滨江人才公寓 © 高目

户型研发 © 高目

2.18m层高是为了减半计算面积，但很多人，包括业主对这个高度作为卧室是否舒适有所质疑。于是我们说服业主做了1:1的mockup，通过真实的空间感受打消了业主的顾虑，项目因此得以顺利推进、通过审图和报建。

2.8m+2.18m户型剖透视 © 高目

与前两个项目相比，城开紫竹租赁住宅的设计是一次与多方的博弈，因为我们接受项目委托时，已有一个经过严格市场调研与论证的成熟方案。

城开紫竹租赁住宅 © 高目

根据市场调研，年轻客群还是对25㎡和35㎡的小户型需求量最大，但这个面积除了做高层廊式住宅似乎已无更优解，所以上海多用50㎡和70㎡的两开间做法。

上海的住宅规范规定，高层住宅平行布置时，东西向间距需≥30m，垂直布置时需≥20m，并列布置时山墙间间距需≥13m，山墙宽度不＞16m。那么如果是边长15.9m的小方楼能否通过缩小建筑间距、提高建筑密度的方式将同容量的板楼“拆解”？规划局认同我的逻辑但不敢贸然支持我的设计结果，因此设计最终以20m作为建筑间距计算布局，还让我把部分楼旋转90度，说“这才是垂直”（笑）。

规则解读 & 小方楼户型 © 高目

通过规范审核后，如何让销售也接受这个设计？于是我用销售的思维方式算了一笔账：小方楼得房率76%，比原设计高5%，能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同时，项目之后可能会作为商品房销售，一梯两户的塔楼必然比廊式更好卖。这立刻打动了销售团队，之后业主针对小方楼做了市场调研，年轻人果然很喜欢这样一个虽不完全朝南，但户型规整、室内面积更大的舒适又有生活尊严的小空间。

但设计最终也有妥协：后排4栋楼还是沿用了原设计的廊式户型。但建成后业主也后悔过（笑）。我们的设计彻底改变了社区原规划中2排总长470m、18层高板楼的不适宜风貌。

城开紫竹租赁住宅工地 © 高目

马岩松曾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想了很久，非常真实又务实的想法就是希望“城市是多元的，建筑是多样的”。住宅作为当代建设量最大、最不多样的类型如何改变？我会通过实践不停地“试探”，“试探”的目的是让实践影响甚至改变政府、开发商与大众对住宅的认知，脱离那些条条框框的思想束缚，以推动多样化的生成。

高目的住宅实践和研究从1996年持续至今，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和上海住房政策的演进，并与之发生密切“互动”。期间我相继参与了部分国家和上海住房规范的讨论、制定，我们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规则更迭提供了参考和支撑。

这是我为今年深双做的装置：把过往的住宅实践、研究，与相关实践背景的演变统合绘制成一张图表，将其裁成碎条悬挂在空间中。这其中“隐喻”了我的观点：虽然我们做了20年研究和实践，但这些过程和结果是碎片化的、若隐若现，它们是否真的能产生改变的力量，我也不是很自信。

高目住宅实践与社会的关系&深双展品 © 高目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衢州礼贤未来社区，这个项目名称听起来很未来，但就像童明老师所说，未来是基于现实的，建成也意味着既成现实，所以今天与其说是谈未来，我更多是借着衢州礼贤未来社区谈谈我们对现实人居的观察、反思，以及我们的人居理想。

中国城市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下变成了千城一面的样貌，住宅作为建设量最大的建筑类型，其单一化、均质化的状态对城市肌理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同质化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房子被商品化，经济效益成为评估设计的唯一标准，而以销售为目的的市场引导又导致个体过分关注私有资源的均好性而忽视公共资源的共有性，导致公共空间被无限压缩，生活氛围减弱甚至消失。图中的杭州某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计算主导下的结果。

但房产开发初期也曾有过短暂的多样性，杭州翠苑社区就是一个对当下也有积极影响的住区。设计师把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比如幼儿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食堂、小型自由市场等都布局在社区中轴，居住组团围绕中轴布置以便于共享社区资源，组团中也有部分东西向户型围合组团空间。当时的小区设计，一层多作为储藏室和自行车库，翠苑的设计师借此设计了环形架空平台，让人和自行车可以直接到二层入户，而架空平台又跟组团花园相连，使二层平台兼可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即使如今社区地面被各种车辆占满，二层平台依然可以作为社区老人、儿童的日常活动场所，虽杂乱但安全且充满活力。这个设计对我很有启发，也影响了衢州礼贤未来社区的设计思考。

翠苑社区平面 & 架空廊道 图源网络

衢州礼贤未来社区的设计背景很特殊：政府主导、设计先行。这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房产开发项目——设计的能动力被放大，建筑师得以在更上游的维度对空间、自然、社会等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与再设计，把有生活气的、更“公平”的社区理想落地。

项目位于衢州古城西南角，这里原是一片厂区及职工住区，之后该区域部分地块相继并入衢州城南大住区板块，余下部分便是礼贤未来社区用地。用地内尚留有老厂职工住区，所以新建社区不仅包含商品房，也有安置房及少量人才公寓、公租房。

如何让未来社区与周边行列式布局的住区产生本质差异，在创造良好社区生活环境的同时，还能为城市提供更积极的意义，实现更大维度的公共与公平，成为我们设计思考的重点。

礼贤未来社区西侧鸟瞰 © 侯博文

在社区规划上，我们通过将集合商业运营、社会服务、创业支持为主的社区邻里中心，社区幼儿园、区域公交站整合布局在紧邻江面社区用地中心，将在传统房产开发中往往被住宅占满的临江面“归还”给城市。同时，我们没有用围墙阻隔社区与城市，在一层沿街布局公共商业、服务功能与城市互动，并把社区抬升到5m，在这个高度建立起连接社区各组团、公共空间及严加淤无车活力岛的城市空中步行系统，我们希望社区与城市在紧密连接的同时，又有生活的安全感与区域的认同感。虽然这个步行系统因安置房户数的倍数级增长未能完全实现，但大概念在商品房与公共区域中被保留。

衢州礼贤未来社区总图 © gad

开放的沿街立面 © 侯博文

我们对商品房与安置房的区域布局也进行了平衡，虽然商品房享有更直接的江景，但安置房紧邻社区中心节点与城市公园，这有别于传统住区开发模式下商品房极尽所有资源的情况，让安置房住户获得更好的自我认同感。

在组团设计中，我们希望以围合的院落作为组团形式，其既是传统的居住空间原型，也是衢州老宅的空间记忆，但这将面临“东西向空间”如何使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人群的调研分析，我们得以确认：人才公寓与公租房的使用者多是外来年轻创业人员，他们的作息通常是白天外出、晚上回家，所以对日照并不苛求。于是设计将人才公寓、公租房布置在商品房、安置房组团的东西侧。虽然让渡了部分阳光权，但使用者可以用更少的租金享受平等的社区“权益”，也将获得更直接的沿江景观和更大的内部花园景观。这种“混居”本质上是人群结构与空间结构的互相支撑，改变了以往房产开发项目中将这些区域孤立、偏置的做法，让人群得以更好地交融、交流。

围合的组团空间 © 侯博文

由于安置房数量从800户增加到1100户，原设计中与商品房相同的小尺度围合院落也无法被实现，只能用高层板楼解决实际需求，但我们依然希望社区的生活空间尺度是近人的。最终，高层板楼围合了南北两个院落，在5-7层用公租房形成连续、围合的内院，并借用外置核心筒的体量对内院尺度进行进一步消解。安置房因具备熟人社群基础，所以连廊式户型的布局既满足了数据又可被接受；为了保留、强化建立于熟人社群的邻里交往，我们还在每层布局了不同功能的公共活动区域并设计了一套“立体游廊”系统，将过往街坊间的串门走访，转移到了立体空间。我们也有节制地对衢州古城的门洞与老宅的披檐在社区设计中进行了形式上的回应。方案公示期，古城的原住民说：“这房子就像我们以前的家。”

立体游廊系统 © 侯博文

未来社区安置房部分已建成并交付，商品房也将在明年建成。社区好分、好卖的结果，打消了政府曾对东西向户型是否存在销售问题等的顾虑。而对我们来说，建成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持续观察社区的使用，去检验那些设计目标是否实现或存在的问题。

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我觉得今天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谈论的是同一个主题，但视角与呈现却是多元的。马岩松的分享是从国际视角沉降到中国城市的语境中，那么这样的经验是否能真正应对中国当前城市转型中所产生的问题并为未来社区的发展提供见解与方法，我觉得是值得被讨论的；张佳晶在住区实践中有一种“杠精”气质：杠政府、杠业主、杠规范……我觉得他是在一个更根源的维度与行业问题“抗争”，非常勇敢；我的分享更多是为存量时代的建筑怎么做，提供一种策略：以“针灸”的方式，用更少和更小的动作实现更大的改变；而吴轩代表gad的分享则反映了当代中国住区建设的主流：规模很大，设计很专业。我觉得这些也都反映了当下在经济、行业等方面的转变，而讨论“未来”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到那些能触摸的生活场域和空间。

感谢孟建民院士、鲁安东老师、姜宇辉老师和王子耕老师的加入，那么我想先请孟院士谈谈对这个话题的观点。

很高兴能在线上参与这次活动。因为我近些年的研究方向是关于“未来城市与未来建筑”，所以对“未来社区”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想借这次活动听听大家的观点。

先谈谈“未来”。我对“未来”的关注和思考主要有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可见的未来”，比如我们可以预见中国的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时代转而存量时代，建设量明显减少且出现了大量建筑被空置或有价无市的情况，那么存量时代，建筑师可以做什么？另一个是“更远的未来”，50年、100年甚至更远；对于更远的未来的思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我觉得想象的基础或根源还是“人”：人的需求变化以及技术作为变化发生的支撑条件，决定了未来建筑的模样。

我们团队正在编写《人与建筑的异化》，其中针对“更远的未来”提出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随着时代发展，人也在不断地自我改造，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属性的人转变为被技术介入的新人类。比如过去没有眼镜、助听器、药物等让人获得更舒适的生活体验和更长的寿命……这些都是技术发展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建筑作为人的庇护所，其核心是为人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结合对技术发展的预判，尤其当奇点时代来临，我们认为建筑将“智能化”，甚至成为人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思维、语言对建筑的使用进行控制。当然，虽然这些皆为我们的“一家之言”，但也希望给行业带来些许启发并引发更多思考与讨论。

胡适说“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我觉得面对未来，建筑师应“大胆地想象，小心地实践”。

谢谢孟院士。孟院士对未来的思考始于可见的“存量时代”，探望的是更远的未来，他认为这个变化过程中包含很多变量，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是：未来的生活方式、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本身的变化。我觉得非常有革新性。

作为建筑师我们或许无法预见100年后的未来，但姜老师哲学家的视角或许能为我们在思想上提供更宽远的透镜。

童老师谬赞，我觉得我还算不上哲学家（笑）。刚才老师们的分享很精彩，张佳晶老师和吴轩老师谈了很多专业的、技术性的内容，对我来说要完全理解太难了；但马岩松老师分享中关于理想和精神的部分让我很有感触。我理解马老师的分享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关于：如何通过建筑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让城市更公共、开放。这几年疫情下的隔离，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走出狭小的房间，回到宽阔的街道，跟人相遇、拥抱、交流……

但这其中包含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公共”？我觉得“公共”并不仅是建筑或城市规划、建造出来的某个具体的物质空间，也是和整个社会的制度、文化等变革紧密关联的体验与精神。

我是研究法国哲学的，20世纪的法国发生了非常著名的巴黎城市改造事件：奥斯曼（George Eugène Haussmann）将原本由曲折小道和亲人小房子组成的巴黎，重建为奢华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对此，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文人都表达了抗议，认为这看似释放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实则毁灭了大家对巴黎的生活记忆与体验。美国哲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写的《巴黎城记》也叙述了巴黎17、18世纪的历史变化，但他并没有描述城市的规划、建筑，而是引用了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的小说和大量文学文献，从具体的小人物如何感知、认知这座城市宏大的变迁，来叙述历史。

18世纪巴黎街道（左）/香榭丽舍大街 图源网络

所以，我非常认同童明老师的观点：未来城市与日常生活是紧密关联的。但这种关联不仅是城市为人创造便利的生活，更是让人得以在城市中获得家一样的熟悉感、安定感，有实现梦想的憧憬并获得有记忆的生活体验。

但我们同时面对未来必然会发生的另一个境遇：城市正变得越来越虚拟、世界也变得越来越互联，有个词叫“元宇宙”。现在人们即使不出门或面对面不说话，也依然在虚拟空间中互联着。所以有人认为城市未来的公共空间就是从物质空间（physical space）到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因而未来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应该把现实与虚拟结合。

但对此我并不认同，我更倾向于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最后一章中的观点：城市生于精神，死于互联。这个观点有些悲观，他指出虚拟城市就是城市的死亡，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最早的城市的核心，是那些供奉亡灵的地方：教堂、墓穴……人们与生死、精神相连；而虚拟城市中虽然有各种数据、信息流通，也有各种物质形态，但人与人的精神互联越来越少，生命的体验与精神的力量也消失殆尽，这俨然背离了城市的历史起源与命运发展。

我看的第一本西方建筑著作，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建筑十书》，他曾谈到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复兴柏拉图的哲学，把理念、理想、精神带到建筑中。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元宇宙”不能代表城市与建筑的未来，重新凝结城市精神才是未来的出口。

感谢姜老师。芒福德的那本书我也精读过，非常丰富也非常难读，其中渗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是一切的基础。所有一切都在人存在的意义之上，包括城市起源与发展。就像姜老师所说，芒福德对现代化的发展是悲观的，认为这种发展未必会提升人的精神，还可能是降低甚至损毁。

所以大家对未来的态度不全是乐观的，也可能是悲观的，但我觉得悲观不一定是消极或贬义的，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看到鲁安东老师流露出忧郁的表情（笑）。

听到芒福德时我就开始沉思，芒福德的叙述中其实包含了对当时的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的反思；我想到的是，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或将会面临类似的境遇？比如老师们都提到的“数字化”，我觉得这种技术既是对人身体的延伸，也是对人本体的某种异化；而技术对人的时空轨迹的精准定位，则是某种意义上将人空间化，而空间化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

对未来的预想，建筑学过往更多提供某种愿景并提供测试性或可实施路径；但面对当下，我们或许还需要反思一些问题。人类学家项飚老师提出过一个关于“附近”的观点，他在深双2022的工作坊中对“附近”进行了再定义，叫“最初500米”。我理解这跟“附近”并不完全等同，“最初500米”包含了对“人如何培养个体应对数字或管控延伸的个体机能”的思考；这其中反映了一个现实：技术发展已大大优先于人文发展，因此，适应技术发展的个体能力的进化和提升就变得特别重要。

建筑学从一开始便是对技术与人（humanity）的关系的构建的讨论，所以这次的主题在“未来社区”上又增加了“日常生活”，希望讨论不仅有对未来的系统性想象，也有关于个体如何构建人、地关系的想象。我觉得这都是影响未来栖居的重要变化条件。

我没那么悲观，我觉得技术会带来人的进步、进化，但所有创新、批判、控制都必须基于对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是我的观点。

项飚老师的“最初500米”让我印象很深刻，无论远方的诗或天上的云，回到人本身就是身边的“最初500米”。

刚才老师们都提到可能影响未来的变量，但未来社区怎么做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孟院士提出100年或更远的未来我们现在无法触及，但10年后的未来，我们在座的建筑师或许能做些什么。我想问问几位建筑师，如果10年后再回看今天的话题，你会有怎样的预判、愿景或设想？马岩松老师先。

我想先简单回应关于“未来”的时间尺度。其实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虽然当下技术快速发展，但并未带来人的本质改变；而城市与建筑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今天尚在讨论的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建筑已是百年前的内容，但百年后它便是现实；所以就时间尺度来说，我觉得孟院士提出的百年是正常的。

那么，如果技术发展不能自动地将人类带到未来，我们该如何思考未来建筑？我觉得预测和想象是不可行的，因为有太多的客观变量是个体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只能回到最直接而简单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你希望未来怎样就怎样创作，只是在实现的过程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

关于姜老师谈到的理想与精神是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并不是有了技术、工具才出现的；而恰是理想与精神的存在，让人类获得了想象的空间与内心的自由。所以，我理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人有“自我意识”的社会：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无论阶级财富，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尊严和幸福感，以及有富足、自由、充满想象的精神世界。一个多数人没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即使有再的技术，也是原始而落后的。

而“自我意识”的促生与促进需要足够的“多样性”，我对“多样性”的简单理解就是“个性”。城市和建筑就像音乐、书籍、艺术一样，是实现多样性的一种工具，所以我认为城市与建筑有让人获得精神的力量。

但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和权利意识的控制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缺失；所以那些有个性的、独特的，甚至在当下来看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的部分便显得极为珍贵。比如刚才分享的那些案例就是个性的，但它们或许只占建筑总量的百分之零点几，这对于实现“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未来不一定是越来越好的。10年前设计龙南佳苑时，我以为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职业环境比较好的时代；但现在回看，当时纵然不是终点也定然不是起点，因为我觉得这10年间，整个社会是不断下坠的，反映在住区设计中，便是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带来的住区结果单一、同质，进而导致城市空间活力的不断丧失，以及纠正机会的不断减少；当然，我们也曾设计过这样的社区。

童老师说我 “杠”，其实这是我对这个下坠的社会的反抗或者说自救。我拥有的工具就是我的专业能力，所以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会努力发声：国家新的住宅规范征集意见我便参与修订；见到崔愷院士我便上前表达观点……

关于未来，我对互联网、元宇宙、新技术等一直是“提防”的态度。其实我是初代网民，1996年有网络聊天室那会儿，我其实非常喜欢上网的；但当我感觉到自己被另一个“智能生命”裹挟、控制时，我意识到双方的地位权属已经发生了改变。于是我开始养狗、养花……用身体去感知这个真实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同事之间是没有微信的，这让我们远离了各种虚拟世界中的群组的喧杂，也避免了工作与生活的混杂。

我认为，未来有一天或许会变好，但肯定不是现在；因此对于当下，我只能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生活方式予以“抵抗”。

我认为张佳晶的“杠”其实是一种“批判”，这对于当下非常宝贵；我也很赞同马岩松的观点：接受未来的不确定，坚持多样性。我赞同这也是我们应对未来的合适姿态。

有位从业几十年的退休老建筑师递上来一个问题，他认为现有建筑有6个方向：权力走向、土豪走向、外绅走向、艺术走向、特征走向、综合走向。他想问问嘉宾，未来社区可能会是怎样的走向？我想请吴轩谈谈自己的观点，作为中国数量庞大且参与了大量社区项目的大型设计院中的一员，你如何判断？

这个问题有点深远。就像马老师所说，未来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我能想象的也只是可能趋势的一种，我认为未来社区将成为功能复合的小城市。

首先，我认为技术发展会带来资源富足，而资源富足将支撑“自由”。这种自由反映在物质建筑中，便是空间自由。比如原本需要一个体量巨大的供电站才能满足住区供电，但随着技术发展，或许一个能量块就能实现；那么社区将因此获得更多富余、可用的空间，也便可以包容更多功能：工作、教育、养老……这种功能的混杂、复合、丰富让社区“城市化”；这样的社区不再只是住区，就像姜老师所说，人们得以在其中获得生活的体验并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而获得更多精神的自由。

技术发展辅助人们获得更多空间与生活的自由。王子耕老师做了很多与未来相关的研究和项目，是否可以结合主题谈谈你的观点？

我觉得建筑师当下正站在时代转型的风口，而不是时代机遇的风口：严峻而充满挑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我们前些日子邀请了字节跳动办公空间的设计师分享“办公空间的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其他内容我没记住，唯一记得的是：字节跳动的员工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都在办公空间中，所以现在办公空间的设计，已不再是设计单纯的办公空间，而是设计办公与生活的场所。我突然觉得这有点像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说的“愉悦的囚禁”。

但面对这种快速的、不可见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建筑师却似乎依然只能用传统的建筑方式介入其中，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与讨论：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如何介入、适应、影响社会的转型与变化？我们是否有新的方法？我们如何借力时代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这些思考都至关重要。

谢谢子耕提供的观点。今天的话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跟每个人都紧密相关，所以也欢迎在场观众的提问。

QUES. 建筑师是非常忙碌的职业群体，鲜少有生活可言。那我们有什么“资格”为他人设计生活？

也并不是所有，我们高目就是朝九晚五、周末鲜少加班的工作节奏，这也是我比较自豪的地方；包括刚才提到，员工之间是不加微信的，也可以让工作和生活的边界相对清晰。当然我们公司比较小。

QUES. 张老师您们的产值怎样（笑）？

就差不多吧（笑）。

建筑师忙碌的这个现象是相对普遍的，尤其在建设行业热火朝天的时候；但就像张佳晶说的，并非所有建筑师都是极致忙碌的。作为一个从业几十年的建筑师，从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来看，我觉得工作占据更多时间的状态只是职业生涯某一个阶段，随着你的阅历、经历、专业智识以及财富的增长、积累，你的境况或许会发生改变。

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显然我们并未尝尽百态人生，我们却还是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在阅读古往今来的关于人生思考的著作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智慧和启发。所以，或许你并没有那么多时间享受生活，但你一定也会从那些好建筑中汲取并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各种生活的智慧，让你有能力“设计生活”。我觉得经历生活和设计生活是不矛盾的。

QUES. 刚才老师们提到“自由”，马岩松老师特别强调“自由”与“精神”。作为同时在东西方都有实践的建筑师，您如何理解这两个词？东西方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差异具体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自由”和“精神”更多是个体的自我意识，包括独立的思考能力及对事物的认知、判断力。如果简单笼统地把东西方作为讨论的背景语境，显然西方会更具自由性与精神性。不过西方现在也“挺疯”（笑）。

设计百子湾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在缺乏自我意识的当代中国，很多人的认知容易被外界影响。比如我们想创造有生活尊严和情感的社区，但很多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觉得安置房最重要的是不额外花钱；有人说百子湾让城市变得更好看，他们也不屑，他们认为好看的住宅是“贴石材”的，这显然是以销售为目的房产开发对人在生活和价值认知上的负面引导和影响。

刚才童明老师分享了存量时代下上海城市的空间改造实践，“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其实被提了很久，但不是所有城市都进入了对此的讨论和实践，那为什么上海可以？以及，上海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都走得更靠前？我觉得是有勇敢的人先开始行动，然后一步步地影响了更多人。

建筑师或许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工作环境，或者也不需要一个特别完美的环境，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做自己觉得可以改变一些现状的事儿。所以无论未来好坏，我觉得让“改变”发生是更重要的。童老师在分享中提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我想，当“改变”发生，或许未来别人会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上海那样？” [ END ]

本文来源：观点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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