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最冷门民国文人排行榜(民国文人打麻将排行)

鲁迅和胡适一直是民国时代。中国文人的两种缩影。一直以来两人孰优孰劣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公案。那么我们从政治，学术，民族社会良心的角度，分析鲁迅和胡适的对于中国的态度。一探究竟。

首先，从政治上看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时候，曾要求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专心改造中国文化。因为，他在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需要大家的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然而在1919年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开始一改当年初衷，在1920年与陈独秀争夺《新青年》的编辑权，而后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并与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等十几位朋友于《努力周报》联名发表他本人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对当今的政治生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那些明知政府“溃烂”却仍旧不愿意加入政府改变现状的“好人”们，给予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倡言要建立好政府，由此正式亮出“谈政治”的招牌。

然而不久之后的罗文干案件。让胡适眼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好人政府垮台，胡适谈政治的梦想，黯然退下。随后胡适日后的政治生涯，从当年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越发的朝着他实用主义抛开思想谈问题的角度而发展。成为了后来蒋介石集团的座上宾。政治木偶。

而鲁迅的政治生涯，和胡适多少有些相似性。鲁迅回国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十四年之久。新生民国政权寄托了无限希望。上任后，鲁迅热情澎湃，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很多重大任务，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他曾经受命设计过中华民国国徽；领导和参与过建设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亲自参与了汉字注音字母的确定、通过工作。还负责起草大量公文、文件。可以说，这段时间，周树人的政治履历，显得更务实。更加按部就班。然而从袁世凯称帝开始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鲁迅的政治生活越发的艰辛。他从初来乍到教育部的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批判，和不合作的态度。这也造成了后来这十四年政治生涯的坎坷不平。到了1925年，鲁迅更是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著名篇章，而成了北洋军阀眼中的肉中刺，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好友林语堂诚邀他去厦门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社会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涯，国民政府时代，鲁迅始终远离政治，但是却和共产党领导的左联保持紧密的关系，和共产党员瞿秋白的关系，更是为人所称道，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写出来了，他一生中最多的杂文集。为世人所知。所赞。

从政治领域上，这可以看出来，胡适明显比鲁迅更顺风顺水一些，胡适，坚持着那种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到处兜售自己的实用主义理论，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苏联五年计划期间，当胡适看到苏联的建设成就，而大加赞赏。

好朋友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谈到他对苏联的认识和感受。他在第一封信中说：到了苏联，看到人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便深深感到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

第三封信中，他又说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可见他对于理论，政治思想上，是具有很强烈的机会主义态度的。但是不能就此认定胡适开始那段时间反对自由主义了，要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民主还是独裁的大辩论。更不会有后来抗战胜利后，他对苏联的重新评价。他认为现在的苏联已非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而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说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气馁，所以说是小的反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

相比较而言，而鲁迅虽然政治坎坷，但是他心中始终有着一分独立知识分子的傲骨。同时，又秉承君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既和当权集团保持着一种有限合作又不深入的方法，从事自己的文学，革命事业，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精神，让鲁迅人情两全，在自己的位置上，拯救了无数革命者，又振臂高呼为民请命，俯首甘为孺子牛……

再看学术成就上，很多人对于鲁迅的理解，更多是偏向于他的文学成就，又对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深感不同。而相比较而言，胡适是一位继承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同时更把小心推理，大胆论证的方法论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考据上。尤其是对现代红学领域，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大家对鲁迅的学术领域的成就，好像仅仅停留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上。这是非常大的谬误。

鲁迅之所以能以一个医院专科学校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成为蔡元培的座上宾，而且进入北洋政府的体制之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金石学，碑刻拓本研究的重要成就。金石学古已有之，但是到了清代，金石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大量石刻碑文被证伪。同时新的重要文献资料被发现，重新解读，对于中国文史发展，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而民国初年，鲁迅就是中国当时学术基础非常深厚的金石拓片研究学者，收藏学者。鲁迅对金石学著作与拓片的搜集、整理，数量非常惊人，已形富有特色的以鲁迅个人风格的专藏体系。

其中他收藏的拓本就约有五千张。据《鲁迅日记·书帐》所录初步统让:仅1916年他就收得拓片1298张，1925年购金石学书籍达24种，且多为巨帙，如《金石续 编》(清陆耀通辑金石文字之书，21卷)12册，《金石萃编》(清王昶辑金石文学之书，160卷)50册，《山右石刻丛编》(清胡聘之辑金石地志之书，40卷)24册等。

鲁迅所藏之书，更是多有金石家所未备者，且国内一些大图书馆亦未必收全，如 扬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虽收罗金石题跋之书较多，但有些鲁迅所有之书杨仍阙，如:《古代铭刻汇考》及续编，《随轩金石文字》(清徐渭仁辑)等。

但是这些金石专藏是来之不易的，鲁迅收集它们是异常辛勤的，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都是很可观的。可以说都是他的毕生心血。比如说丁蒐集拓本，鲁迅在1915年以后，经常出入北京琉璃厂各帖店，这时期的《鲁迅日记》中都有记录，如1916.5.6.载:买拓本148枚(其中驼山唐造象即有120枚。全集新版14卷。

鲁迅收藏一流，鉴赏更为突出，长期研究金石学，让他独具一双他能立辨真伪的双眼，如《鲁迅日记1932年7.14》载:“往无锡会馆观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大抵赝品。”对南阳石刻关百益的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评为“亦多凡品。”关百益本实未佳，价亦太贵，倘严选而精印，于读者当更有益。”对有正书局所出《汉画》评为:“甚草率，欺人之书也。

如果光看鲁迅个人日记所说，也是不足为凭，那么蔡元培这位大师的言论则足够具有参考意义。他说:“金石学为自宋以来比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

并且颂鲁迅为:“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从这段评价，完全可以看出鲁迅在金石学领域。是有开山意义的。

另外鲁迅日常校刻钞录大量碑文，《鲁迅日记》中常有录碑记载，如1916.1.2.新年例假，“夜整理《寰[宇]贞石图》一过。录碑。”1917.1.22.春假，旧历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他首先钞录的是墓志，记录保存原碑文真相,字字照抄，每有缺字就用方格代替。每行起迄皆记明白，所录不仅保存原碑真相，而且书写极精美，还融合了他校碑的成果。

鲁迅当时可能有意编写石刻文存，作集大成之工作。并且通过自己的心血，亲自编写出了《六朝墓名目录》(手稿本)、《六朝造象目录》(手稿本二册又四页)、《唐造象目录》(手稿本二册)、《石刻目录》等等优秀的金石学著作，不由让世人被他的学术高产，而瞠目结舌，大感佩服！

而相比较而言，胡适回国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研究古文学。虽说在自己领域同样具备开山鼻祖的地位，但是对比起鲁迅的成就而言，目前古典文学领域的文学批评，考证，从胡适的基础上都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思想上得到了质的升华。而在金石学领域。至今尚无一本如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高质量的《汉画象选集》出版，甚至连一部石刻总目也未能编出，放在今天的视角看，胡适的学术成就对比鲁迅要大打折扣。

而作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开创者，胡适其实并没有留下像鲁迅《狂人日记》，郭沫若《女神》这种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作品。细看胡适写的白话诗，其实很多都很空洞。就像为胡适写过传记的学者韦政通对胡适的评价那样，胡适如果在四十岁就死了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历史地位，胡适一生的建树几乎都是在中年以前完成的，之后则没有什么新的学术成就。

而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是中国唯二的文学顶流，学术顶流。德才兼备的人物。相反，胡适花边消息不断，而且腰杆子极软，学术研究样样通样样松。又如何和鲁迅进行对比？

胡适看起来平和温柔，然而他基本上从来没对自己祖国抱有任何起码的温情和崇敬。一直都是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患得患失。保守残缺。说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然而他对红楼梦，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评价没有一个高的。他的学术成就就像他评价红楼梦那样。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

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猕猴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经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同时，胡适又说:“我曾见到曹雪芹同时的一些朋友—如宗室敦诚、敦敏等人—的诗文；我也曾仔细评量《红楼梦》的文字以及其中的诗词曲子等。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最后胡适得出结论:“他的《红楼梦》，依据我们现在发现的可靠资料来看，是随写随抄去换钱买粮过活的，不但全书没有写完，前八十回还有几回显然“未成而芹逝矣”，我当然同意你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

放在今天看，也许可以理解，中国当时学术体系积累不深，胡适难免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从他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层面上看，明显，胡适是一个极端功利主义的学者，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式的自我意淫。而且如果再从学术的严谨的角度上看，此种毫无证据的滥发观点的言论，更是与他大胆推理，小心论证毫不搭边！

相反，虽然鲁迅的小说，文学领域，今人颇多争议。但是不可否认，鲁迅，针砭时弊，让他一直都是以观点最为鲜明犀利的立场上，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的解剖中国人国民性。

同时，他批判的界限全然不是今日公知的无脑乱喷。而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含情脉脉的挚爱。他他从没有对中国有任何贬低。“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 ! 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更何论夫地质，更何论夫地质之图？呜呼！”

他在《中国地质略论》这种科普类读物中，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赞美，溢于言表。对于祖国的深情挚爱，毫无任何遮挡和隐晦，来的荡气回肠，直抒胸臆。可见，鲁迅的批判，是真正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对国家对民众，鲁迅又骂又恨又无奈又想办法改变，鲁迅从不背叛不抛弃祖国和人民，他笔下的人物，是那么悲哀，那故乡中那活泼，自由的少年闰土，带着天真的情感，渐渐远去。多年以后，他那一声老爷！惊破了所有人那颗纯真的灵魂。更是祝福中的祥林嫂，带着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一步步的迈向末世的黑暗。警示这世人，这个世界，该变变了！

这就是鲁迅，不像很多所谓的学者那样，明哲保身做了隐士或是移民别国，害怕了逃跑了不管了不顾了。抛弃了放弃了。所以说鲁迅是真爱国的，虽然骂虽然恨，但是他永远是热爱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是真正的爱国。不像那些很多所谓的学者是口头爱国装爱国。

鲁迅曾经有一个好老师，他叫藤野严九郎，当年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时候，藤野老师的对他宽柔并济，循循善诱。让他本来很是吃力的功课，得到大幅度提升，为此，还让一些不怀好意的日本同学讥讽威胁。然而再看看胡适。他的风格就是把他老师杜威当成了他的活广告，天天拿出来给自己做营销。货与帝王家。两者的区别高低立判！

有人又说，胡适为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尤其是抗战时代，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也不想否认。但是他的行为带有很强烈的投机心理，这是很多证据证明的。比如说，九一八事变后，王世杰说:“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慌，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条件。”《王世杰在1937年8月3日日记中记》

王世杰同样在日记又说“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惧。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胡（适之）、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为之。”

从这可以看出来胡适的言论和当时主流群体的爱国救亡基调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多么的温良恭俭让！对此胡适是这么解释的。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相反看看一直坚持不抵抗的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写到，“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而在国联做出了偏袒日本的决策后，蒋介石更是愤然写道，“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不抵抗归不抵抗，但是要做出实质性的应对措施，合理的斗争策略，去反抗日本侵略。这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做的，而胡适竟然以打不过，就要妥协，甚至承认满洲国为前提。这已经不是说什么观念不同了，而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言论，怎么洗都洗不白了！

难怪蒋介石愤愤在日记中评价胡适，“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再看看鲁迅，有人说，在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观点，甚至说他立场亲日，我只能说这种言论是何等歹毒？

鲁迅在他写于1931年12月的《“友邦惊诧”论》中提到了“九一八”之后，全国学生抗日声浪汹涌澎湃，浩浩荡荡赶来南京请愿，要求国家迅速全力抗日，中国政府则说学生的“过激”行为令“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因为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抵抗日本侵略，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相关人员说。要照顾友邦人士的情绪……鲁迅对此，愤然感慨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而“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试问，鲁迅这种言论，难道不能证明鲁迅他对于九一八的立场么？如果对比胡适的言论，明摆着，鲁迅要立场更加鲜明！那就是，抗战救国，合情合理！

同时，鲁迅并没有，一位的陷入对于国土沦丧，山河凋零的激愤，郁闷之中，如果这样，那么鲁迅就不是鲁迅了。而是借着九一八事变的国耻，去深度思考中国国民性，和造成这样的事情的根源在哪里。他在《中秋二愿》。文章开头说：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 “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不难看出，从行文中，完全可以看出来。鲁迅对于民族危机的忧虑不在于暂时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更在于中国国民性，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再次走向免疫过程。而再次沦为奴隶。因为中国的历史中的人民，在鲁迅看来，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过活，最好老老实实，否则，不但人不能做，而且连鬼也不让你做。

而摆脱这种状态，必须要从思想根子上来改变国民的奴性，使国民上升为有独立人格与自觉意识的“人”。只有实现“立人”，才能走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拥有一个拥有法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胡适和鲁迅二人的区别所在，也许这无法完全概括胡适先生的全貌，但是也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也许多年以后，鲁迅胡适二人的争论还会存在，但是，不变的，是那公道自在人心！

参考文献

胡适：《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1949年4月14日在太平洋船上），载（台）《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1964年10月。

《周作人日记》1914年6月25日：阅《式训堂丛书》内札记数卷。见《鲁迅研究资料》(1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新字、周海婴：《鲁迅大全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墓志上》，第160页，第187页，第153页。

赵英：《籍海探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5卷。

《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王世杰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1990年

《蒋介石日记》（手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