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染整厂家排名前十(青岛大华染厂)

天津染整厂家排名前十(青岛大华染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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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海河流域的下游，濒临渤海，水陆交通方便，港口腹地辽阔，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很早以来，既为漕运枢纽，又是长芦盐的产销基地。十七世纪初期，天津已形成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商埠，次年设海关，1860年以后，英、美、法、德、日、俄、比、意、奥等9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租界内开设了许多洋行、银行、商店，进出口贸易日益兴旺。

1867年起清政府在天津创建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是近代工业的开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设立工权，至1913年，外资在天津建立的工厂约有15家。

随着天津交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1907年和1912年北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先后建成，天津的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陆续在津开办工厂，搞进出口贸易。在此基础上，近代纺织工业在天津开始产生和发展。

　　
　　（二）近代天津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

　　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述如下：

　　1.形成阶段（1860年一1931年9月）

　　19世纪初，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棉花集散地，也是我国棉花对外输出和棉纱、棉布进口的主要口岸。1863年天津进口各色棉布共达20多万匹，价值白银101万两，占洋货进口总额的16•24％，至1883年棉布进口量已达296万匹，价值632万两，占进口总额的61．44％，棉纱进口也逐年增加，1879年仅300余担，1880年达6.1万担，价值114万两，仅次于棉布而占当年进口总额的8．36％，另外，我国的棉花、羊毛也通过天津港口大量输出，促进了天津纺织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前，曾任英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的吴懋鼎，创办了天津机器织绒局，后毁于义和团事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天津候补道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任首任总办，鼓吹“大兴工艺”，提倡开办工厂，为北洋实业奠基人。1904年，又成立实习工厂，设织机、染色、提花等12个科目，从此开始有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围的郊县陆续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北洋政府官办的直隶模范纺纱厂在宇纬路西头开办，有纱锭1536枚，资金15万银元，次年扩大到5000锭。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于1920年8月开工，有纱锭30160枚、布机299台。

周学熙于1916年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下野后,致力于实业,经推举为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以后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建立三个纱厂）。1918年至1922年，又有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以上6个纱厂共有纱锭236072枚，布机760台。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布机1821台。至此，天津已成为我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但是以后，直到1930年，棉纺锭未有变化，而织布业仍续有发展。

　　２．天津的近代织染业

　　包含色织、白织、棉织、针织、染线、染布等统称织染业，当初是作为进口纱、布加工的工业而发展起来的。1904年，官助商办的天津织染缝纫公司成立。1911年有宜彰织布厂，先织沙发布，后改营帆布。同年又有张相东、赵振清开办的裕华织染公司，生产平纹、色布，当时与振新织染工厂、天津实业工厂、利兴成记织染工厂等生产的色布均称为“爱国布”。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全面抵制日货，“爱国布”供不应求，促使织布业很快发展。到1929年织布业发展到328家，共有织机4805台，职工7837人、资本685980元，其中生产丝织、丝麻，丝和人纤、棉和人纤交织物的厂占总厂数的77.7%。1930年织布业受洋货涌入的打击，破产停工达半数以上。

　　天津的近代染整工业开始于1929年曹典环开设的华纶益记染厂。此后，同聚和、永兴荣记、义和泰合记、华光等4家手工染坊，争相仿制机器，改造成机器染整厂，旧式染坊逐步淘汰。其产品销往华北、东北、西北各地。

　　天津的近代针织工业始于1912年。第一家袜厂是郭有恒袜厂，属于家庭作坊性质，起初只有一台手摇袜机，后来扩大生产，有自动袜机7台、笨机（无动力手织机）5台，产品品种随季节变换，有毛线袜、棉线袜、男女童袜俱全。1926年设门市部扩大经营范围，驰名华北。继郭有恒袜厂之后，1914年又先后成立了义生、矩华顺、崇华等袜厂，以后逐步发展到1929年全市有针织厂154家，其中织袜150家、针织缝纫4家，拥有针织机1581台，职工1610人，大多数属于手工业社性质。年产袜子454186打、背心6060打、手套17780打、毛衣4885打、衬衣1360打、围巾4137打、套帽5040打、毛裤2330打。原料主要依靠进口棉纱和人造丝，资本在1千元以下的厂占82％，人员在20人以下的占87．7％。首家机器针织缝纫厂是1930年高瑞五创办的永昌针织缝纫社,仅有2台平盘缝纫机,购进针织坯料自裁自缝自销。首家纬编针织厂是1931年英商光道成针织厂，有５台单面棉毛机。

　　３．天津的近代织物业

　　包括线带、线毯、毛巾等，是从手工业逐步进入使用动力机器的。织带业起始于1910年前，有用人力木机生产民用带，1927年起有电力轴线、团线工厂。生产线毯最早的是1916年邢詹亭等三人集资开设的生生工厂，开始是人力设备，后来发展到电力织机21台和宽面提花机28台。毛巾厂始于1919年，最早用电力织机生产毛巾的是陆利福、史和庆创办的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于1921年开业。截至1931年，全市共有线毯2家、毛巾19家、织带157家，从业人员1400人。

　　４．天津的近代毛纺织工业

　　始于1899年由吴鼎创办天津织绒局，资本25万两，生产呢绒制做军服，后因义和团事件被毁，1923年英商海京洋行创办毛纺厂，有纺部和染部两个部分。1935年英商将纺场和染场分别转让给天津的吴宗杰和陈诗经（染场改为后来的华昌染厂），吴宗杰接管后将纺场改名为海同毛纺厂，有织机20台、三联梳毛机1台，开始时做地毯纱，后来也做粗纺人字呢，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23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

　　丝织工业最早是与织染业合在一起。在1904年直隶实习工场机织科，曾主产“洋绉”的桑蚕丝织品，并试验了“友禅染”（一种染上花鸟、草木、山水等花纹的绸子）产品试销于市场。1912年才出现第一家丝织厂一一天津永盛公成记织染厂，拥有电动丝织机28台，有40多名工人，以生产人丝绸为主，少量生产桑丝交织绸。随后又有玉华丝织厂、大新丝织厂（后改为中华实业公司）、宜章丝织厂等成立，均拥有约30台丝织机的规模，1921一1930年，又出现了“利源恒”、“永盛公记”、“生生”、“利利”、“大德隆”、“兴业合记”、“华兴”、“广生”等十几家丝织厂，织机总数达到300台，工人300多人，已形成天津近代丝织工业。

　　综上所述，在引进外国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到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前夕，天津已经形成为一个包括棉、毛、丝、印染、针织和复制等各个行业的近代纺织工业基地。正是由于棉纺工业的发展，逐步取代了进口棉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到1931年，天津棉纱进口从年平均31.5万担逐渐减少到零。

　　5．日本侵华时期的变迁（1931年9月至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天津纺织产品在东北市场的销路猛降。棉纱从1931年的2300万元到1934年降为500万元；棉布从1200万元降为700万元，1935年伪冀东政府成立后，加上国民党政府的纵容，天津市场上日本走私品十分猖獗，仅人造丝一项，1936年就有89724箱（约2万多件）；当年天津棉纱产量仅49000件。天津纺织品市场上，日货占65％，占统治地位；天津本地产品仅占17％。

　　天津6个纱厂，建厂伊始也曾连年盈利，但所得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者为数极少，而大部为官利和红利所分掉。6个厂的建厂资金均借日、美等资本举债起家，加之经营不善，市场萧条，重捐重税，负债累累，遂先后为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和北洋两厂分别于1925年和1936年为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所接管。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又称天津纱厂）。裕元、华新两个纱厂也于1936年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天津沦陷。日资在天津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个纱厂。大康纱厂后改为岸和田纱厂。再加上1932年开业的达生制线厂，有纱锭3400枚。北洋纱厂在朱梦苏任厂长以后，改善经营管理，扩锭12544枚，在1936一1940年出现一度兴旺的现象。到1940年，全市纱锭达到最高峰，共有55．6万枚，布织20198台。其中除恒源、北洋、达生等几个民营厂外，占全市86．33％的纱锭为日资所有。抗日战争后期，日军资源匮乏，1940年起对花、纱、布实行控制，1942年又拆毁近三分之一的纱锭“献铁”军用。华北地区原棉供应也告断绝，一些棉纺厂都生产“古棉纱”（旧棉絮纱）和再生布。公大六厂部分厂房为日军生产军火；天津纱厂曾拟改产酒精，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全市仅存纱锭39．5万枚，布机19776台，日资双喜、大康及公大七厂全部停工，裕丰、上海、天津和公大六厂也基本停工；民营恒源、北洋、达生三个纱厂也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东北资本也流人天津，投资染整业建设一些小型工厂。当时新开设的染整厂有28家，计有：义大、天津、大华兴记、瑞兴、泰山、天增涌、大功、天义丰记、聚兴、汇源、信丰、长兴成、信泰、长顺和、达兴、裕昌、泰和、天成、永茂、益华、义昌、永利祥福记、复聚和、天河、天生福、新华、克纶、永兴荣记，连同原有厂共41家。据其中的39家染整厂统计，主要设备有：染槽300多对，拉宽机42台，烘干机63台，丝光机38台，电动机1930匹马力，锅炉45台。7家染整厂还附设漂白生产设备。以天津染织厂规模最大，除染整设备最新最好外，并有织机54台，能够自织自染，最多时有职2200人，每日生产各种色布700匹。

　　此外，日本染业株式会社伊藤万商店于1939年开办染业会社天津工场，全部设备为日本和歌山棉布株式会社的旧设备，有辊筒印花机2台及漂炼、浸轧、起毛、雕刻等设备，职工126人，该厂是天津有近代印花设备之始。

　　染业会社天津工场以具有较先进的印染设备之优势，生产“三马头牌”杂色布和印花布，畅销华北各地。后又增加军用布生产，于1942年增建厂房，增加染缸40台、起毛机4台等设备，生产日益扩大。公大七厂和日商天津纺绩公司于1944年都从日本运来旧印染设备，增建染场，但设备尚未装妥，日本即投降。

　　在日伪时期，天津染整业都为季节性生产，夏季停产半停产，秋冬季为生产旺季。主要产品以阴丹士林布、海昌兰布、纳夫妥、硫化色和直接色色布为大宗，多数产品质量低劣。同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从1940年5月起对棉布实行配给制度，各厂所需坯布由华北纤维协会天津支部限量配给，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加上资金短缺，生产很难维持。到日本投降前，有天河、长顺和、义昌、信泰等4家染厂被迫转产；有长兴、天盛、大功、华光、福元、瑞兴、博明、大华、益华等9家染厂出手倒兑；有永茂、瑞和、克纶、华纶等4家染厂拆卖机器偿还债务，其余各厂也处于苟延残喘之中。

　　针织工业1931年一1937年继续发展。光道成针织厂于1933年转让给华商张潭斋经营，到1937年发展到针织机61台，年产量39万件。在此期间，还有生生、德记、永昌针织厂等3家投产。针织缝纫业和织袜业也有增加。永昌针织缝纫社在1937年前，也增添了罗纹机1台、棉毛机2台，自织坯料，并购进起毛机1台，专营起毛加工，有“起毛大王”之称。袜厂比较发达，大部分产品销往西北各地，远至新疆，约占全部产量的60％，其余的销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织染业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由原来资本2万银元增加至10万银元，在1937年以前继续有发展，引进日本丰田织机12台，提花机、毛巾被单机8台，产品“四金钱牌”毛巾、毛巾被、线毯和印花床单，远销到港澳、南洋各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纱布原料被统制，针织厂被迫停工歇业，而日商却在津开设了丸松、莫大小、三和、昭和、昭康、宏友等针织厂。针织缝纫业则自营远销，或囤积坯料，搞投机营生。袜厂由于原料被统制，又在日商开设的饭田、恒盛等袜厂的竞争下，陷于绝境，不少厂被日资兼并，仅日资恒盛厂就膨胀为一家拥有500台袜机的大针织厂。在日本统治后期，因日对人造丝原料统制较小（1944年军用人造丝比重为26．7％），以人造丝为原料的棉丝织、针织厂尚有4家，但棉织业一直不振，利和织物公司也于1944年停产。

　　毛纺织工业在1931一1937年也有发展。仁立毛纺厂于1932年正式生产机制毛纱，并制织毛呢。东亚毛纺厂有纺锭900枚，1932年投产初期毛线日产量不过四、五千磅，后该厂借全国抵制洋货之机，迎合国民的爱国心理，创立了“抵羊牌”毛线，畅销国内，成为当时我国国人经营的最大毛绒线厂，资本由1932年的23万元增至1936年的100万元，1937年后，日本对羊毛原料一开始就控制了60％以作军用，后来又提高到94．6％，而且对毛织品低价强行收购。因此毛纺织业衰落，东亚和仁立两厂主要依靠给日军需加工维持生产。而这时日资却在天津开办两个毛纺厂，一是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天津第一工场，1938年试车，因水灾延至1940年正式开工，生产棉军毯、毛军毯和棉经毛纬的士兵呢。另一是泰兴纺织厂，于1938年开工，利用废纺做棉毯，经营情况不景气，1941年公大七厂增设毛织场，翌年从日本运来染整机器和制帽机器，试制毛线、毛毯、毛呢和礼帽等，1945年7月因火灾将大部分机器焚毁。

　　1940年东亚毛纺织厂从上海引入一套黄麻纺织设备，创立天津近代麻纺织工业之开端。1941年日本在上海纱厂增建麻场。两个厂的设备能力为年产麻袋500一600万条，当时所用原麻，据东亚厂资料44％依靠印度麻。因此，原料一直不足，至后期，年产量仅6000条。

　　丝织工业在1931一1940年是个发展时期，丝织厂发展到110多家，拥有丝织机约2000台（其中50％人力木机）、工人2000多人，产品达30多种，有天香绢、雁来红、缎背绉、羽纱、春绸、乔其纱、花软缎等著名产品，其质量也达到可观水平，1938年由天津销往外地的绸缎就达56．8万匹（人丝绸每匹净长40码，真丝绸30码），折合约1900多万米,其中除40％为转回的以外，属天津生产的在1000万米左右，90％以上的产品都是以人造丝和棉纱为原料，桑蚕丝用量极小，1936年耗量仅4吨，占0.75％。大量进口人造丝主要来源是日本，已替代了原来的意大利和德国的人造丝。这是丝织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丝织工业的发展，配套的提花机、整经机、络丝机、卷纬机等也由茂业、信昌、大中光等工厂制造成功，机物料和配件修理等商行、工厂也相继建立，这时的天津丝织工业已形成一定的行业规模。但是1940年以后，直到1945年，在日本侵略势力压迫下，丝织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而这时期唯一发展较快的是由日商奥京洋行于1937年改业的益泰盛工厂，它从日本购入旧织机40台及前道准备设备，专门生产人造丝绸，1939年该厂转售给华人张雨生，1942年张会同日商数人将该厂改组为东生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又添置片山及大成式丝织机62台，成为当时天津最大的丝织厂，日产绸2400码，约合2194米。另有1942年从上海迁来的美亚织绸厂，有丝织机40台，工人80人，产品以雁来红、缎背绉为主。

　　从1931年9月到1945年这一段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又侵入华北，1941年12月8日天津全部（包含租界）沦陷，随着日本的军事侵入而来的日本的资本输出，一方面吞并了原有的一些民族纺织工业，一方面扩大纺织工业规模，着手新建。因此，前期纺织工业有所发展，后期由于侵华战争时久，日本资源匮乏，纺织工业生产也随之而萎缩。

　　６．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一1949年）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津的纺织企业，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下属7个纺织企业，即中纺一厂（原裕丰纱厂）、中纺二厂（原公大六厂）、中纺三厂（原天津纱厂）、中纺四厂（原上海纱厂）、中纺五厂（原双喜纱厂）、中纺六厂（原大康纱厂）、中纺七厂（原公大七厂）。

　　另外，国民党政府联勤总部还接收了三个企业，即：毛织厂（原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天津第一工场）、针织厂（原恒昌、丸松等针织厂）、染整厂（原染业会社天津工场）。

　　天津的纺织机械器材制造业，最早的是1907年创办的郭天成铁工厂和1910年开设的春发泰铁工厂，起初为日商制造布机零件，复制日式布机。后者于1922年已发展成有40台车床、200多名工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和打包机的工厂。3０年代，又有久兴、德合、大来等一批生产织布机的铁工厂，有的厂也制造染厂设备，但规模都不大。纺织器材业始于20年代初，都是小手工业作坊。日资在津也开设了旭日、富源、大和等生产纺织机械器材的铁工厂。产品在20年代以前生产木制人力织布机为主，1925年前才生产铁木电力织布机。30年代条件较好的日资厂也仅是生产一些机配件。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纺天津分公司为了恢复生产，机械急待维修，1946年筹办成立天津第一机械厂，并接收日本在北平、天津的钟渊、昭和、富源、大和、谦宝、大信兴、安原、昭通等8个铁工场改建组成，并将中纺七厂的木管、木梭制造机并入，成为天津近代纺织机械工业的起始。天津第一机械厂开工6个月后，即将中纺各厂待修纱机、布机全部修配完竣，如期开齐。1947年除大量供给纱厂各种机件及梭管外，还完成染槽64台、自动摇纱机50台，试造自动布机4台，1949年１月天津解放后，改名为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机械厂，简称中纺机械厂。仅用一年时间修复原中纺七厂全部机器，并突击装备了天津棉纺二厂（即原中纺二厂）第三纺场1万钞锭，同时制造了370台自动布机。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管辖的官僚资本，它垄断了棉纺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也垄断了原料的收购和外棉的进口。中纺天津分公司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以及廊坊、杨柳青镇等地均设有收棉花机构，其下设收花站，每个站又联系着4一8个私商代理店，形成了对华北原棉市场的一个收购垄断网。在产品销售方面，它是通过其专门的业务销售机构，联络纱布庄，挂脾行销其产品。当时天津有3000多家纱布庄（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所谓“内庄”，即投机机构），中纺天津分公司直接挂钩的纱布庄，1946年有1000多户，1947年有1470多户，1948年约1500多户。1947年销售给纱布庄的棉布1809067匹，占总生产量的50％以上。

　　 中纺天津分公司虽已垄断华北地区的原棉收购，但大部分还是依赖进口美棉。1946年美棉大量进口，中纺各厂逐步恢复生产。1947年中纺各厂生产渐趋正常，加上恒源、北洋、达生3个民营纱厂，共有纺锭39．8万枚，布机9100台，年产售纱12．4万件、布484．9万匹。如包括单织厂，共有布机17324台。但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崩溃，经济上也不可收拾，美棉进口和国棉收购又告断绝，每周仅能维持开工三天，到解放前夕，库存原棉仅剩4．4万担，只够十天之用。民营纱厂处境更差，1947年就停开12％纱锭，产量仅为1933年的三分之二，单织厂开工也仅60％。

　　1949年天津解放后，原中纺一至六厂改为国营天津棉纺一至六厂。中纺七厂在1949年初部分厂房和设备焚于战火，火燎设备经整修后分别迁到棉纺二、四两厂，该厂改为天津印染厂。1949年末，天津6个国营厂和3个民营厂共有纱锭36．9万枚，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4位。

　　印染工业在此期间一度恢复发展。1946—1947年间新开设染整厂14家，计有：宏大、德丰、渤海、裕源、河北、瑞康、同大、方大兴记、景兴、瑞丰、同庆、同合、瑞源、鑫源，连同原有民营厂共计48家，共有染槽665台、烘干机80台、拉宽机59台、丝光机55台，轧光机27台。中纺公司所属中纺三厂染场有染槽36台、烘干机5台、拉宽机2台、煮炼锅1台；中纺七厂染场有印花机4台（八色1台、四色2台、一色1台）、染槽62台、烘干机6台、拉宽机6台、丝光机2台、煮炼锅7台。日资染业会社天津工场为国民党政府联勤总部接管，改名为天津被服总厂天津染整厂直属工场，改产军用布，日产草绿军布1000至2000匹，日产草绿、灰色军线134捆、印花布300余匹。中纺三厂、六厂附设染场，除生产各种色布、漂布外，七厂还生产安尼林元青布和印花布。1947年两厂平均月产15241匹，1948年平均月产30055匹。民营各厂因国内战争影响，原材料均极缺乏。国民党政府对民营厂限制生产，增加捐税，各厂所需坯布由中纺公司统一配给，每厂每月分配给十数件布，尚不敷一日之需。1948年初，能勉强开工者不足半数，至天津解放前夕，民营厂只剩46家，且多数处于停产状态。天津染整厂直属工场和中纺七厂在解放天津时毁于炮火。

　　织布业、针织业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有恢复，但是由于城乡交通断绝，美国货冲击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原因，许多小厂被迫停工。据解放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调查，棉织、印染、针织三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共1293家，职工1387人，平均每家9人，其中使用电力机的222家，职工2270人；使用人力机的1070家，职工9117人，可见大部分仍然是工场手工业性质的生产。

　　织布业包括色织及日用棉织品，大部分使用人力机，约占三分之二，还有很多是旧木机，浆纱大都是缸罐、手拧、棒搅、太阳晒，冬季和雨季只得停工。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虽建厂已20多年，毛巾机、床单织机仍有40％以上是人力机或电力木架机。

　　针织业至1948年解放前夕，共有178家，职工1377人，其中针织14家，职工252人；织袜157家，职工1074人；缝纫7家，职工51人。大多数厂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而且多数厂仅能生产小筒、横机针织物，而且在织袜业中有六分之五是手摇式人力机。

　　毛纺织工业同样处于困境，只有仁立、东亚和天津毛织厂等3个厂，有职工1600人，毛纺锭11844枚，产值1116．6万元，主要产品有呢绒、毛线、毛毯和工业呢4类。

　　麻纺织工业有东亚和中纺四厂麻场，两厂共有黄麻纺锭1830枚，织机129台，年产麻袋约1646657条。

　　丝织工业的东生工厂也于1945年归中纺天津分公司接管，改名为中纺天津丝织厂，制造人丝缎背绉，1948年3月天津41家民营丝织厂组成“天津市丝织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共有丝织机1310多台，此外，未入会的尚有十多家10台以上的丝织厂和30多家10台以下的丝织厂。东生工厂当时有织机70台，工人120人。1948年全市共有丝织厂近100家，织机2200台，工人3000人。其中规模较大的约50多家，拥有织机1500多台（其中电力提花机650台），工人达2200多人，月产量近120万米。

　　1945一1949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津的纺织企业，为了恢复纱布生产，筹办了纺织机械制造工业，以后忙于内战，天津纺织工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衰退。但是由于它原来的基础较好，仍是我国华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纺织工业基地。

　　（二） 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发展的特点

　　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基地形成和发展，主要在于：

　　1．天津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天津是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是国际通商口岸，历史上又是清皇朝京都的门户，地处南北交通枢纽，背倚华北广大腹地。门户开放以后，接受外来的影响较快，又是纺织原料和纺织产品国内外贸易的重要市场，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天津较早地形成纺织工业基地。

　　２．天津由于其重要的地理形势，受到帝国主义的注目，尤其是天津沦陷时期，天津纺织工业不得不服从日本军事侵略的目的，从事军需加工。因此，在沦陷初期，日本实力尚为强大，故纺织工业有所发展，但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资源匮乏，以致战败投降，就直接影响纺织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

　　３．天津纺织工业历史悠久，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孕育了一批技术力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产经验，中纺天津分公司为了修复设备，创立了纺织机械工业，并开办技术培训班，培养技术人员。民营纺织企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重重压迫下，钻研技术，发展生产。特别是织染、复制、毛纺等企业在历史上作出了一定成绩。利和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的“四金钱牌”毛巾、毛巾被、线毯和印花床单等产品远销港澳、南洋各国。生生工厂的“双生子牌”线毯，备受城乡人民欢迎。裕华织染公司等的“爱国布”和东亚毛纺厂的“抵羊牌”毛线，也曾一度风靡华北和国内很多地区，建国以后总结纺织工人操作经验，“五一织布工作法”就是包含了天津织布工人的操作经验。

　　４．天津民族资本家面对外资竞争的严峻形势，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创造出一定的经营特色。1936年诚孚信托有限公司接管北洋、恒源两个纱厂后,选择朱梦苏任北洋纱厂厂长。朱上任后，改革原来的管理机构，将主要劳动力由男工改为女工，并进行基本操作训练，检修全厂机器，提高了棉纱的产量和质量，改用“金三鼎”商标，不一年即扭亏为盈。1937年又从日本购进设备扩锭12544枚，并自备发电机，改装细纱机为大牵伸装置，简化工艺流程，降低成本，使北洋纱厂在1936一1940年间出现一个鼎盛时期。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1932年建造毛纺厂，同年承担美商瑞海洋行驻津代理，打破了历来外商垄断的外销路子，并不失时机地收购原料，在日本统治时期善于与日人周旋，为工厂保持经济实力。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宋斐卿为了使“抵羊牌”毛线成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专门召集技术人员研究，增添新机器，选用好的原料，改进操作方法，进行科学化验，终于提高了产品质量。
　　
　　信息来源：天津卫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