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硝酸工厂排名前十(硝酸钾进口国家排名)

文/科工力量李沛

“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3月7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的这句发言，在社交媒体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三梯队”、“还需30年”等字眼，冲击了许多国人对“中国制造”成就和能力的印象。

不少人通过罗列“中国制造”的成就和国际影响，或质疑“制造强国”的指标设计，试图反驳苗圩的评价。

“了不起的中国制造”和“第三梯队”，其实并非一对彼此冲突的判断，而是对中国制造业不同现实侧面的刻画，我们不妨先来看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

2018年，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来到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郑州某研发基地，参观了无可争议的“大国重器”，建国七十周年献礼之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直径16米盾构机。

（集中在交通运输和基建施工领域的大批“大国重器”，在整机平台突破的同时，不少核心零部件依然来自国外）

当沈烈初博士进入这台重达千吨的庞然大物内部，他这样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爬上巨大的产品体内观察，如西门子变频伺服马达驱动系统、奥地利双水内冷发电系统（我国上世纪50年代已生产出来，现已停产）、德国力士乐高压液压系统、德国的离心机系统及瑞典SKF或德国FAG的高精度轴承等，其进口件约占成本60%左右。”

在海外军民用市场开疆拓土的“中国制造”明星产品—无人机，许多关键部件、软件、材料、生产设备，同样依赖于欧美供应，2019年某期《航空材料学报》上，就披露了国内航空复合材料的一些现实问题，“重要原材料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成本居高不下...工艺生产设备和工装模具自主开发能力差，尤其是自动化设备依赖进口...昌飞公司从法国购买的翼面自动模压生产设备，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合格率接近100%，但单套设备就高达2000万以上”。

完整阅读苗圩部长的发言原文，不难感受到其中评价与上述案例的契合：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保持战略清醒，深刻认识差距和不足，咬定目标不放松，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自身差距和不足的清醒认识，是“中国制造”进一步跨越发展的良性助推，也并不会令中国制造业的非凡成就失色。

恰恰相反，“由大变强”的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是一个飞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才需要面对的考验。

“我们没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硝酸”

1890年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出规模正式超过英国，并在其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直到2010年被中国人超越。

（镀金时代美国制造业规模飞速发展，洛克菲勒等大亨作为新兴产业资本的代表，在美国社会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蓬勃发展的工业力量、琳琅满目的“美国制造”、巴拿马运河等改天换地的超级工程，激发出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天定命运”意识：美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证明美国人是上帝挑选出来的选民，有责任完成扩张的使命，向其他落后民族传播福音。

镀金时代的著名牧师乔赛亚·斯特朗曾自豪地宣布：“美利坚民族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背后拥有一切数不尽的财富力量。我们应该希望它成为伟大的自由、纯正的基督教和最高的文明的保存者。这个种族显示某些非常的进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上帝有两手准备，他不但在我们的文明中给各民族打上印记，而且他还准备着让人类接受我们美国人的印记。”

这种“天定命运”观念，成为美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老罗斯福在经典演说《奋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中，同样自信地宣布：“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益于和平，换句话说，一个伟大的文明强国的每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

在规模指标上狂飙突进的背后，美国制造业却同样存在着“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鲜明特点，“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以基础研究为例，根据1900年相关数据统计，美国物理学研究水平与比利时、瑞士等小国相差无几，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几乎没有影响力可言，零星的一些美国本土物理学研究者，往往也需要一边业余苦读德语、法语前沿文献，一边打工攒钱，以赚取赴德国攻读博士的川资。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籍分布，在20世纪之初，美国国际科学共同体中却是名副其实的小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隔岸观火多时，眼看形势明朗要选边下场“发战争财”的美国，却赫然发现高精度光学镜片、硝酸等许多关键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对德国存在严重依赖，尤其是当时的化学工业高端产品硝酸，对炸药，化肥等重要产业一日不可或缺。

战争部紧急成立的硝酸供应委员会（诺伊斯委员会）评估显示，德国进口中断后，美国“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成硝酸生产装置并大规模生产，必须寻求其他供应来源”。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1917年紧急动工的四个美国硝酸生产厂，直到一战停战也没有建成投产。

真切体会到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掉链子”的痛楚后，美国朝野“制造大国”的虚火冷静了下来，向“制造强国”进军的共识开始凝聚。

“目前美日综合经济实力竞争中的新态势是相对的，暂时的”

如果以1916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为起点，二战后瓜分轴心国科技成果并正式确立全面领先优势为终点，那么美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足足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即便“时来天地皆同力”，有两次世界大战和战间期德国排犹这样坐收红利的“神风”相助，美国制造业依然花了三十年才在发展质量上攀上世界之巅，足见“由大变强”的难度之高。

在这个艰辛漫长的征途上，更多的是挑战者留下的沉重教训。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是最近的例子。

（1990年代初，什么国家是美国人的“全民公敌”？是美国的小兄弟日本）

1990年，《财富》杂志首次推出了全球500强企业榜单，在这份按照销售额排名的榜单上，美国产业界独占鳌头，有167家企业上榜，日本则以111家的成绩紧随其后，具体到电子、半导体等战略新兴产业上，美日企业则几乎平分秋色，毫无疑问，“日本制造”在规模上已经实现了“做大”的目标。

在发展质量上，日本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同样惊人，1989年美国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十家公司中，就有5家来自日本，分别是第一到第四位的日立、东芝、佳能、富士以及排名第六的三菱电气，美国本土企业里最“争气”的通用电气，仅仅排名第五。产业链、价值链的尖端部分，日本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常见。

即便1991年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速放缓，但其后的几年里，也没有多少人怀疑“日本制造”从“做大”走向“做强”的可能性。

1997年，一位中国学者在分析研判90年代美日产业竞争“美攻日守”的态势后，非常自信地总结道：“目前美日综合经济实力竞争中的新态势是相对的，暂时的，因而又是不稳固的。它非但不会终止美日的综合国力竞争，相反只会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不断加剧。”

仅仅一年之后，作为美日产业竞赛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观察者，中国人却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在一篇名为《美日企业竞争力倒转引人深思》的文章中，美国产业界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变革毫无争议的领导者，日本在这场围绕未来产业制高点的战略竞争中，败局已然明朗。

甚至日本企业当年已经占据的产业“地盘”，在千禧年后也纷纷失守。

（过去二十年的财富五百钱企业国别势力变迁）

2020年，财富500强榜单上的日本企业，已经从最初的111家“腰斩”至53家，在国际产业版图上“势力范围”明显萎缩。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最多上榜企业的国家，也已经在这一年从美国换成了中国。

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同样不难体验到“日本制造”的凋零，除了汽车、数码相机等零星品类之外，日本品牌的工业制成品已经越来越缺少能见度，由于产品竞争力每况愈下，日本知名电子电气企业近年来纷纷剥离个人业务，退出终端消费品市场。

“前川报告是一个出色的报告”

1986年，由日银前总裁，IBM公司特聘顾问前川春雄牵头的特别咨询小组—经济构造调整研究会，发表了一份旨在解决美日贸易争端的政策报告，即著名的前川报告，基本确立了其后日本经济转型对美妥协（国际协调）的总基调和扩大内需、开放市场的整体战略，美国学界对此高度赞赏，“东亚研究教父”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称赞其“是一个出色的报告，从中长期来看，对减少美日贸易顺差会产生明显作用”。

（作为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特别咨询团队，前川春雄领衔前川委员会，为日本应对美日贸易摩擦战略“定调”）

《前川报告》对美妥协的总基调，是日本制造业“由大变强”转型的关键时刻犯下的战略错误。

对美妥协，不仅意味着日本需要在战略新兴产业等美国朋友最敏感最焦虑的领域主动离场，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导权、定义权拱手交给美国企业，把自己定位在产业链价值链的配角位置上“拾遗补缺”。更关键的是，随着具体商业活动的步步退让，将不可避免逼近美日矛盾的核心，那就是被美方称为“战略贸易”，以通产省为核心的一整套产业政策运行机制。

曾经在半导体产业上咄咄逼人，身位已隐然超越美国同行的日本企业，九十年代后突然开始逆着产业发展势头“急流勇退”，以领军企业日本电气（NEC）为例，其研发、设备采购等资本开支，在90年代中后期不断萎缩，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美国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爆发式增长、韩国、台湾等地区大干快上半导体的阶段。90年代日本企业的研发投入，明显向精细化工、高端材料等领域集中，化学品成为这十年日本技术进步速度最快的产业，“日本制造”的高端化之路，在有形无形的推动下，选择了退出终端，迂回上游的演进路径。

（进入90年代，曾执全球半导体产业牛耳的NEC资本支出开始下降，终端计算机产品的资本投入下降尤其明显）

与此同时，日本九十年代开启的结构改革，在对产业政策从规划、融资到企业协同的既有运行机制“彻底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颇为符合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新思维”，国家不再试图对产业方向和企业科研进行判断和引导，而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蓝图，国家管住自己“有形之手”，做实象牙塔里的基础科研，“企业家精神”会自行从这种惠及全社会的基础成果中，自下而上生成新的产业变革。

日本的实践不可谓不认真，过去三十多年，日本的科研投入强度（R&D经费占GDP比重）长期居于各主要国家首位，进入新世纪后，诺贝尔奖得主中也越来越频繁出现日本科学家身影。

一面是从终端、低端领域收缩，在零部件等产业链中上游找到了高端化空间的日本企业，一面是大量的基础研究投入和成果，看似“完美”的转型升级布局，在失去了产业政策有形之手的串联后，并无法转化为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

占据了许多细分领域产业链高端部分，隐身幕后，既不用体验终端产品销售的艰苦，又能轻易卡别人脖子的日本企业，却发现现实世界与理想的差别：面向公司客户的中上游业务固然稳定性高成本也少，公司业务发展的天花板却也天然受制于下游终端市场，更危险的关节在于，上下游企业纵向一体化难度并不对称，上游企业重新建立和运营终端零售通路的难度，远大于下游巨头纯技术性的零部件开发布局。

看似能卡别人脖子，其实却往往被卡脖子的日本制造业，守着“高端”的招牌，却创造不出“高端”的利润，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指标，日本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但显著低于美国企业，甚至也比不上有着“老迈”形象的西欧企业，随着中韩等国产业升级的步伐逼近，在高端中间品领域日本企业的“地盘”正变得越来越小。

（目前占据东亚生产网络中上游地位的日韩台三大经济区里，技术密集型中间品出口额日本已经垫底）

日本制造业发展自《前川报告》所定调的依附性发展路径，越来越显露出困顿和被动，再多“战术上的勤奋”也难以挽回“战略上的错误”。

“这种人一定不能加薪”

日本制造业的挫折和停滞，凸显了独立自主、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何等重要。

太多的事实业已证明，没有这样的产业政策“有形之手”，想靠市场“无形的手”点石成金，自然开启一个后发国家制造业的创新浪潮，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道理一目了然，作为制造业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机构，“企业家精神”确实无时不刻不在驱动着企业界的创新，然而对于这种创新，公众却有着太多的误解，事实上，人们艺术化想象中的甘坐冷板凳，埋头攻克难关搞科研，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只是从公司战略到市场策略，诸多可供创新的领域其中之一，甚至由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和诀窍（Know-how）知识基础的匮乏，科技创新往往是其中吸引力很低的选项。

今天的“中国制造”英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过一段深刻的总结：

“在我们未进入的一个全新领域进行产品开发，对公司已拥有的成熟技术以及可以向社会采购的技术利用率低于70%，新开发量高于30%，不仅不叫创新，反而是浪费，它只会提高开发成本，增加产品的不稳定性。凡是说：我的项目全部都是我做，未利用别人的成就，这种人一定不能加薪”。

（在日益沉重的贸易制裁压力下，华为的领导者任正非仍然身体力行倡导着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按照任正非“7030”的经验之谈，飞速崛起并在许许多多全新领域实现“大国重器”突破的中国制造业，毫无疑问已经足以昂首挺胸。

过去二十年“中国制造”的长足进步，正是由于高度有效的产业政策这只“有形之手”，补足了市场机制在激发科技突破上的失能，既有效调动起企业的积极性，又以恰当的激励让这种积极性得以内生化。

“基建”是理解这一中国产业发展神话的关键线索。

包括不少美国研究者在内，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2006-2020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规划纲要》等重大国家级规划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意义，然而依然鲜为人知的是，《中长期科技纲要》安排的重大项目和经费，交通运输领域占据最大份额。

在国家意志的设计下，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形成了：用重大攻关项目牵引整机平台国产化，攻关成果在中国巨大的基建市场迅速得到消化和应用，让参与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化回报，并激励其进一步扩散、迭代产品，而交运、工程机械等整机平台“大国重器”的突破及一批龙头企业的崛起，又有力带动辐射了中国机械、电子等诸多细分行业的配套能力升级。

“中国制造”在由大而强的未来转型突围，同样离不开精心设计实施的产业政策。不过今天的内外部环境，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政策也难以继续简单因循过去的手段。

这种变化除了来自外部并日益严峻的产业链“脱钩”、“断供”、“卡脖子”危险，也来自于中国制造业对中低端技术和生产诀窍（Know-how）的汲取和消化已近尾声，所有低垂的果实已经摘下，新的产业能力跃升需要全新的激励。

面向未来的“中国制造”，突围之路何在？

咖啡厅的三个月蹲守

在全国两会刚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未来15年中国发展的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两大主题，被安排在十九篇内容中的第二、第三位，紧随总纲之后，足见国家层面对于“中国制造”的重要性判断。

《纲要》的内容清晰地显示，中国人迈向“制造强国”的突围之路，也将会是传统产业政策新的扬弃。

在体现国家意志和产业方向判断的重大科技专项上，常态化设立的国家实验室，将取代传统的总师办、指挥部等临时性机构，这些贯彻国家意志，有着明确科研方向和任务，连接企业和高校的国家实验室，是中国科技发展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在国际上也是极具特色的创举，是对美国模式下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实验室功能定位的一种有机综合。

（紫金山实验室、鹏城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平台，自组建以来已经发挥出活跃的创新势头，推出了大批前沿成果）

更具变革意义的，则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除了传统的政府采购招标等需求引导方式，税收调节和资本市场支持是新产业政策的两个亮点，其意义在于极大增强了企业家投入科技创新的成本收益权衡，将使更多大国企大集团之外的中小企业，在创新的努力中得到更大的回报。

A股上市公司恒立液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样本。

还记得本文开头沈烈初部长在盾构机中的观察么？曾经垄断国内高端液压部件的力士乐、Husco、KYB等国外巨头，近年来已经遭遇到恒立液压这一国内“隐形冠军”的有力阻击。

这家诞生于二十多年前，只有七名工人的小作坊，在创始人汪力平的带领下，从1996年开始独立研发挖掘机油缸技术，伴随着国内工程机械产业的大发展，也成长为一个颇具特色的中型民营企业，并于2011年上市。上市之后，汪力平并没有像许多江浙老板一样，在定增、质押的资本游戏中迷失，而是十分“另类”地将募集资金继续投入液压技术的进一步攻关，开始向泵阀等精密液压铸件领域进军。

在这样一个由几大巨头牢牢掌握的圈子里，毫无可能拿来现成技术的恒立，着手在全球“追求”铸造顶尖专家，曾经为了挖来一位德国专家，恒立的员工每天都沿着其活动路线探访，了解专家习性喜好，在他常去的酒吧、咖啡厅蹲守，与老板套近乎，以获得对方帮助引介的机会，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蹲守，终于将这位德国“大牛”挖来了公司。

荟萃德国、日本、土耳其等国顶尖行业专家和大批90后青年工程师的恒立液压，技术能力飞速提高，正式踏入了液压部件这一曾经被海外寡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甚至反过来成为卡特彼勒等国际整机巨头的上游供应商，高端“中国制造”零部件在美国的“大国重器”中发挥起关键角色。

恒立液压当初不玩资本运作的“另类”战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生态和导向的净化，开始得到巨大回报，2019年后，恒立股价开始“起飞”，创始人汪力平家族去年也以600亿身家，成为当之无愧的常州首富。

（让老实人埋头做实事能发财致富，汪立平样本的时代意义）

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还有许许多多的“汪立平”正在耕耘和奋斗，只不过他们的努力不再默默无闻，科创板等全新的直接融资机制设计，正在使“硬科技”领域成为中国风险投资的最大风口。

“铁比木头差多了”

“中国制造”突围，除了中国人的自我奋斗，还有一个历史性机遇，那就是颠覆性技术突破对产业格局的重塑。

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如同社会革命般，都会埋葬一批旧的战略产业，代之以一批新兴战略产业。

直到19世纪80年代之前，木材都是工业化国家的命脉，是那个时代超越钢铁、煤炭、石油，最常用和重要的燃料、建筑、造船材料，并开拓出木浆造纸的许多新兴用途，美国制造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北美丰富的森林资源，甚至在美国独立之前，质优价廉的美国原木所制造的风帆海船，就是北美殖民地最大宗的出口工业品，北美大陆铁路热的最高潮时期，也正是廉价的木材原料，确保了美国铁路物流成本显著低于英国等欧洲列强，大大加快了铁路大亨等新兴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步伐。

当时的木业大亨，德裔移民弗雷德里希·惠好（Friedrich Weyerhäuser），身家换算到今天，相当于如今的800亿美元。